请看他的理念：一杯茶，一壶酒，一人生。

2000年，这个数字大约是1.5万亿美元。无形投资和无形经济都是些新概念。

既然不缺钱，银行的钱贷不出去，那也只有降低利率了。然而，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波动性却一直很低，金融市场一直在持续地膨胀。可以想象，如果在社会上完全取消了纸币而采取央行的电子货币和银行的电子记账货币，那么政府完全有可能达至乔治·奥威尔在《1984》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完全极权的控制社会。按2016年年底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计算，目前日本每个国民平均拥有现金7300美元。1、无纸币社会即将来临？ 自中国宋元时期开始，纸币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

这也拉大了西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在《纸币的诅咒》中，罗格夫还发现两点： （1）各国的大部分现钞是以大面值纸币的形式存在，如类似100美元、500欧元和1000瑞士法郎。三是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

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好比一座城市的功能取决于城市地下管廊、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性体制问题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结构性脱节，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

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的治理难以界分，治理与管理都没有到位，不但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提升，也使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难以理顺。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推进。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性体制问题。结构性问题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

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一是产权制度问题。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将基础性制度问题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

当前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根藤上的果。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更加凸显基于整体性的辨证施治，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根藤是什么样子，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样子。

人长大了，需要强壮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来支撑。借用中医学理念，就是基于整体、个性的辨证施治。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我国制定颁布的法律之所以不少在睡觉，原因即在于此。投资、金融、国资、财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主要靠部门在推动，没有纳入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个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来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不到位，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没统一解决，而部门又解决不了，改革有时绕着走，导致经济中的病症不断加重。显然，这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当前我国结构变迁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针对整体状况推进改革。这只有靠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与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变化。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其间也做过多次放权-收权-放权的调整。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

结构变迁就像人的成长，这个时候进入青年阶段，不仅仅身体在长，而且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都在成长变化，从单一长身体到人整体的成长。结构性改革，既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也不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的辨病论治，而是从整体把握问题（病症）产生、形成和演变趋势，抓住本质，并放到特定环境、条件下来辨证施治。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等。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

国企国资改革（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生态文明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关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教文卫的微观基础构建、公益性投资的鼓励和保护、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如此等等，都与产权制度关联在一起。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属于政府办的社会公益性组织。

长期受所有权与产权混淆不清的影响，我国产权制度改革长期被误导，要么认为是私有化，要么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无须改革。这意味着我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阶段。

三是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事业单位体制涉及上述体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定位。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产权制度的构建任务十分艰巨。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暴露出结构变迁缓慢、结构性问题加剧、发展动力减弱等问题，但过于强大的政策刺激把这些都掩盖了，前期政策至今仍在消化，形成了三期叠加（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格局。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等。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视野来观察，其根源是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发展偏向于经济增长，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结构变迁所需的改革力量明显不足。

二是事业单位体制问题。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结构性改革 。

结构性改革需要辩证思维。而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凝滞，创新不足，精品不多，大量消费外流。

当前经济中的扭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治理结构有些问题，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到现阶段也变了，从追求规模转向更注重质量，从追求速度转向更注重效率，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精神文化积淀。